《冰上时刻》是个纪录片，讲八九岁的少年打冰球的故事，1月7日起正式全国公映。

影片的故事开始于2018年夏天，北京某俱乐部重组了一支少年冰球队，该球队的成员是一群2009年出生的孩子。95号曲瑞晨叛逆好动，在冰上充满活力和拼劲。妈妈全职照顾并参与他的冰球训练，爸爸则长期在外工作。作为一个萌发成为冰球职业选手理想的孩子，父母为他的未来产生分歧。66号于力凡瘦小内向，每天在爸爸严苛的监督下进行训练，时常被爸爸训斥到委屈流泪。97号翟子男的一切决定都得到父母的支持，为了他的冰球梦想，妈妈成为全职主妇陪他远赴加拿大学习。

我更喜欢它的英文名字BURNING ICE(《冰在烧》)，这名字来自它的监制、纪录片人范立欣。当年他一部《归途列车》拿了全世界除奥斯卡外，几乎所有的纪录片奖项。我得以进入《冰上时刻》的电影世界，来自于他一则微信看片邀约。

冰球啊……记忆中关于冰球的最初印象，来自于一部古老到暴露年龄的美国电影《爱情故事》，是在电影院看的译制片。片中就读名校的男主就打冰球，因为场上打架被罚下场“冷静”。然后，就是非常非常多年以后，《我爱我家》导演英达他们家的热闹故事，让我知道他的宝贝儿子英如镝是从小打冰球的。那是我关于中国冰球少年，最早的认知。刚刚结束的冬奥，我热衷的是炫酷的坡面障碍技巧和曼妙的花滑。但还是专门去看了一下中国男冰的名单，看到了英如镝。

所以，之前除了“暴力”和贵，可说对冰球的认识一穷二白。就在这样的状态中，突然就遇到了《冰上时刻》。

1月9日在位于香河园的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，我先后跟纪录电影《冰上时刻》的监制范立欣和导演刘汉祥聊了聊。那时候冬奥会尚远，全民偶像还不是18岁的谷爱凌和17岁的苏翊鸣，更没有多少人对最小才15岁的俄罗斯花滑“三套娃”又羡又怜。《冰上时刻》中不到10岁的中国冰球少年，跟这部电影一样尚少人知晓。

“我不是为冬奥拍的这部电影。如果只为冬奥，我坚持不了这么久。”导演刘汉祥初次接触这个题材，是2017年。拍摄开始于2018年，其后两年多的时间，镜头跨越中国、俄罗斯、加拿大、瑞典等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最终聚焦向三个孩子与他们的家庭。

这个故事正好印证

中国其实已经发生很大变化

北青报：范导，您之于《冰上时刻》这部电影的角色是?

范立欣：我们“欣欣向阳”是出品公司，然后我当监制。

北青报：您跟这个片子的渊源是怎样的?

范立欣：最早是FIRST电影节有一个山下纪录片实验室，陈坤弄的那个，我们当年赞助了这个实验室。两年前，《冰上时刻》拿了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实验室最佳纪录片提案。我就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。

因为我原来在加拿大生活过好些年，那是个冰雪国家，好像所有人都打冰球，那种男孩子雄性荷尔蒙的魅力非常强。而且它应该是冰雪运动里参与人数最多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团队运动。其他冰雪运动大部分都是一个人的运动，但这是一个团体的运动。再加上在国外生活的时候，跟身边的老外朋友们聊天，他们会经常有一个偏见，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固有的认知，他们会认为中国是一个……

北青报：东方人的体格干不了这个?

范立欣：一个是这个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觉得中国是奖牌主义……那看到这个题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正好印证了中国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。随着中国中产阶级崛起，年轻一代的父母，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、对于体育在教育当中能够扮演的角色、发挥的作用，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。尤其冰上运动，其实咱们国家冰上运动真正的主力、厉害的人，多不是国家培养出来的。因为冰上运动很贵，说白了就是有实力家庭的孩子，20年前、10年前就开始玩，玩着玩着最后成了很牛的人。

所以简单来说，一个是这个题材在当今教育焦虑的现实下，对于“双减”之后家长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孩子的教育，有很强的话题性;第二，从国际传播的角度，又可以帮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——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什么样的进步和转变。

北青报：而且跟冬奥很搭。

范立欣：我一算时间，再拍一年，然后一年，正好可以在冬奥的这个时间点上。所以我们立马就决定把这个事全投了。然后我就跟刘汉祥导演一块儿，我做监制嘛，就开始谈一些创作。他虽然是个年轻导演，但是非常有经验，也很有创作力。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拍这个片?他说因为女儿刚刚出生，不知道该怎么教育，很焦虑又很彷徨。正好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认识了这个片子里一个主角的妈妈，她说“我觉得学冰球这个事情，对孩子、对我们家长有很大的帮助。你不然拍拍这个冰球?”他就开始拍了。

北青报：拿一个很贵的运动来做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启发，您觉得有那个普遍性吗?看过一个资料，英达他们家为英如镝打冰球花了上千万。

范立欣：英如镝他们算是北京第一批打冰球的孩子，那个时候对家庭要求就更高了。我们2015年冬奥会申奥成功之后，号召“三亿人上冰雪”，冰场修建了很多，它的成本在下降，很多普通的家庭也都能打，上冰的人数也确实比以前多很多。

确实现在这个兴趣班也很内卷。之前还有一个项目我也很喜欢，也很想投，那个就更贵了，是赛马。片子叫《少女与马》，是杨荔钠导演，就是电影《春潮》的导演，她拍她的女儿和女儿的几个小闺蜜，全都是骑马的。那骑马多贵啊。但是那个故事非常的美，少女的成长，然后少女和马这种有灵性的动物之间的情感流动。

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社会发展一定是分层的，中国社会现在中产阶级或中上产阶级，它发展到这个程度了，就是想着法儿地去提升孩子的教育。我刚刚还在跟我一个朋友聊，他在昆明，他说他去练滑翔伞，遇到一群练伞的小朋友。每个小朋友都是去走过160公里腾格里沙漠的。他说这帮孩子挺棒的，不矫情，思路清晰、富于童真，他们的学校就是那种非传统教育。我说这个太厉害了吧。

确实冰球，它还是一个需要一定家庭经济基础的运动。但说到底无论是否富裕阶层，家长一定都是会重视教育的。我跟导演聊过这个事情，他说他是尽量不去太多地考虑“贵”这件事情。它就是一个运动，这个运动给孩子和家长建立起一个沟通和相互认知的桥梁。我们拍电影的，只能去顺应大的时代潮流，在中间发出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声音。

城市里的这些孩子

他们是怎么长大的

北青报：刘导，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吧。您是哪年生人?

刘汉祥：我是1986年6月生在山东。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山东日照一个特别偏的乡村里长大的，7岁之前没学过任何东西，就是我们没有幼儿园。也不需要上幼儿园，全部在一种特别自然、特别野生的环境里长大。当我到城市之后，现在我算是新一代城市居民了吧，对城市的生活、对城市的教育，是完全陌生、好奇的。这其实也促使我想去了解城市的这些孩子，他们是怎么长大的，城市这些家长是怎么去教育孩子的。

这其实也是我拍这个片子的动因。可能对于很多在城市里长大的人，他们司空见惯，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。而正好我作为一个没有在城市里怎么生活过的人，又是一个新手爸爸，我充满了各种疑惑。

2017年，我的孩子要降生了，我充满了恐惧。我经常打一个比方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房间，要来客人了，一个新的生命要来了，我还没有打扫干净。就这个世界，我自己都知之甚少，我怎么去跟我的孩子讲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?是这种恐惧。

北青报：那拍这个片子是为了帮你认识世界吗?

刘汉祥：拍这个片子的时候，我是真心想跟着别的家长，他们是过来人嘛，都比我大，他们的孩子也比我的大，我想跟别的家长看看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面，我未来可能面对的问题。我的孩子长大之后，我马上就要面对他们正面对的问题。我想预习一下如何做爸爸，所以为什么我说冰球只是一个载体。

北青报：看您之前的经历，您好像一直在拍纪录片。

刘汉祥：我中学在山东上的，大学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。我们学习过程当中，第一步肯定是要学纪录片，因为纪录片是电影的始祖嘛，电影最初的形态是纪录片。我之前也接触一些老师，他们给我看了很多纪录片的光盘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它是一些时代的影像。

后面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契机，说非得要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。我拍第一个片子《马兰的歌声》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被那些孩子感动。《马兰的歌声》是讲一群孩子在乡村学音乐的故事，他们组建了一个乐队。我们那时候还为那个创作了很多原创歌曲，很有意思。2009年开始拍，2012年才出来的。很多人就是因为很喜欢那个片子，可能认识我。

然后下一个片子是2014年开始拍摄的，60分钟的一个片子，算中长篇，拍的是震后雅安。2013年雅安地震之后，我跟着一辆电影放映的车去了雅安那边，拍摄那里的孩子如何开始重新生活。叫《夏日流动影院》，我给他们发了很多相机，有我拍他们的镜头，有他们自己拍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画面，很有趣的一个尝试。

那个片子做完之后，到2015年，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清华附小他们在排“百年大戏”。正好是建校100周年，他们在排一个话剧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跟着去拍了几个月，拍这些附小的孩子如何排话剧，片子也不长，也是60分钟。

北青报：看来您对孩子很感兴趣。

刘汉祥：对对。之前我拍了好多乡村的孩子，我也是拍清华附小这帮孩子之后才发现，我对城市的孩子产生了好奇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如何长大。这也是我后面做《冰上时刻》的一个引子吧。

北青报：那您是怎么一个机缘接触到这帮冰球的孩子呢?

刘汉祥：最早是片子里曲瑞晨的妈妈，她通过别人联系到我，来看我片子的放映。她说：“我儿子在打冰球，您之前一直在拍小孩，我觉得这个题材也挺好的，能不能拍一拍?”

北青报：哎，不错呀。

刘汉祥：对，就很少能碰到题材送上门。当然我是很审慎了，但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妈妈，她很强烈的一种，就希望让大家看到他们这些冰爸冰妈的付出，看到自己孩子的付出。因为冰球太小众了，没有多少人关注。我能理解她的心情。她带我去冰场之后，我的感受更发生了变化。之前觉得北京这种城市的孩子，肯定是娇生惯养。但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上冰的一瞬间，在场上那种风驰电掣、激烈的冲撞拼搏，我突然觉得，这是一群孩子吗?!

最初我也好奇这些家长为什么要拉这帮孩子打冰球，是要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吗?后来跟他们聊了一圈，所有家长给我的答案都差不多，就是出于教育的角度，出于教育的思考，如何铸造孩子的人格。我觉得“啊，这不就是教育嘛”。所有好的儿童题材，本质上都是教育。我突然觉得正好跟我的想法契合了，对我来说，对他们来说，冰球只是他们的一个教育手段、教育方法，只不过是跟运动有关罢了。

如果冲着冬奥会拍

我可能坚持不了那么久

北青报：印象中打冰球都是要打架的。

刘汉祥：对，像他们国外的职业联赛，比赛过程中在冰上，如果真发生摩擦是可以打架的，但它是有规则的。

我个人的理解，从冰球这个运动本身，我看到其实更多的是家庭关系。你看人生其实跟赛场差不多，孩子在上面拼搏，父母在后面当啦啦队，当观众。他可能是你唯一的观众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观众，父母是我们唯一的观众，为我们鼓掌喝彩加油。这不就是亲子关系一个空间化的表现吗?所以我经常说它是一个象征，像一个隐喻，我看重的是这个东西。

北青报：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多大?

刘汉祥：我刚认识曲瑞晨的时候他只有7岁，2017年。看到他们在冰上的样子，我就更好奇了，我就想，可能是冰球这个团体类的竞技运动，带给他们的东西。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“体育教育”，因为“双减”都是后来的事情，冬奥会离2017就更远，还有5年呢。我如果冲着冬奥会拍，我可能坚持不了那么久。因为是冲着关于教育的困惑和思考，我才能坚持那么久。

北青报：2017年调研，2018年夏天开始拍摄，拍到2021年。等于您看着他们成长了。

刘汉祥：我看着他们八九岁到12岁。

北青报：听说一开始您拍了五六个孩子，后来选中这三个。

刘汉祥：对，那是半年之后的事情。因为有整个大半年我都不知道应该拍谁，但我知道跟着他们队吧。然后跟着队慢慢认识了其他孩子。他们是俱乐部的一个队，一群孩子在一块，加上替补的话十几个人。那时候还谈不上专业不专业的问题，就是爱好。再说那个年龄还没到专业比赛的年龄，只是叫娱乐组，大家娱乐，就是玩。

北青报：那前半年就是跟着他们，然后观察?

刘汉祥：其实非常无聊，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那么精彩。就看到这些孩子很忙碌，在做自己的一些事情，除了冰球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事儿。每周还要去学校学习，他们又不是职业运动员，就日常生活。

北青报：然后是怎么就确定了这三个人呢?你觉得他们的特点在哪里?

刘汉祥：主要是性格和家庭教育的差异吧。最早确立的是曲瑞晨和他妈妈，因为他爸爸在外地工作，不怎么在家。然后他妈妈基本上全职在陪着他，开着车一天好几个小时到处跑。我看中她全职妈妈这样一个身份，这也比较有普遍性。在城市的很多家庭教育模式里，爸爸经常是都很忙，全职妈妈带孩子，两个人也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。

另外一个于力凡和爸爸。因为爸爸在冰球这个事上特别较劲，不是说他爸爸有多么凶，他在别的事情上其实还好，私底下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
北青报：他就是老批评孩子。

刘汉祥：对对对，他经常批评他。因为他觉得练体育你总是要超越自己，如果总是在关键的点上放弃，或者不往前走了，那你永远都不能超越你自己。于力凡打球相对晚一点，6岁才打，爷俩就一块练，慢慢在超越他前面的人。做父亲的没想到的是，孩子最后一关是要翻过父亲这座山。他们是一对儿父子关系，平时相处模式是一个特别严厉的爸爸和一个很委屈的孩子。

北青报：所以看到片子最后于力凡入选了北京青少年队，我还挺欣慰的。之前甚至都觉得这孩子是选了一个不适合他的运动，然后承受着父母的高压，他自己也没有太多快乐似的，都害怕他坚持不下去。

刘汉祥：于力凡的爸爸有一次我跟他聊天，他说“我的教育方式，我其实也说不好对还是不对”。他也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来，几年之后回头看一看，自己是不是处理得不够好，是不是对孩子有点过分。亲子关系里面有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，它是这么多年养成的东西。

翟子男和爸爸呢，我之前跟拍了他一些，包括去俄罗斯什么的。到后面他突然跟我说他要去加拿大，我就觉得我要跟踪他。因为他做出了选择，去加拿大要打职业，妈妈要陪他去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。当然从翟子男出国，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个片子后面要传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就是关于梦想和选择，关于父母和孩子。

这就是关于三个家庭，我个人的思考和所见，有很大的差异。我并不是想横向对比三个家庭，我希望能让观众看到不同的教育方法、不同的沟通方式，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，你哪怕是反思呢，对不对?

一个人对世界没有绝望过

他如何拍好儿童题材

北青报：那经历了这个过程，您觉得对于您的做父亲的焦虑，起到作用了吗?

刘汉祥：就像曲瑞晨妈妈说的——“其实我们不能告诉他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走，什么样的人生路是正确答案。因为我们穷极我们的一生，也在寻找答案。”我觉得她这句话说得特别好。

我找到关于教育、关于成长的答案了吗?其实没有。不能说跟了他们几年之后，我就非常确定地知道如何去教育我的女儿。我的女儿从最初还没出生，到现在已经4岁半了，她伴随着整个这个项目在往前走。我拍片子也经常见不到她。最初我还想这三个家庭都在北京，我就不用出差，一边拍片子还能陪我的孩子。但后来发现，我们大部分的拍摄时间都是假期和周末，我又不能陪我的孩子。我是慢慢地体会到亲子之间这种很复杂的情感的。

所以拍这个片子是谈梦想，谈追梦、为励志吗?我不这么看。什么是梦想?梦想靠内驱力，也需要外部很多因素，需要父母去修行“如何陪着孩子去追求梦想”这一功课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你如何跟孩子一块成长呢?我们这一代家长，我看到的是，我们更有国际化视野，在陪着孩子成长、受教育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愿意去学习，愿意去反思。

以前在拍乡村孩子的时候，乡村一个孩子的爸爸跟我说：“刘导你知道吗?我要是有钱，我也能把孩子教育好。”这个问题特别刺伤我。难道教育只是钱的问题吗?我们看这三个家庭，你再有钱你缺少陪伴、缺少反思，你不跟他一块成长，你是一个合格的父母吗?

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片子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元素、非常丰富的话题，不同的人在里面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我正好处在一个刚有孩子，父母年纪也大了，我情感就有点复杂，就越来越能理解父母当年的那些事情。像父子对决，男孩儿的成长必然要翻过父亲这座山，我和我爸也是这样的。我比于力凡稍微叛逆一点，没有他那么温和。我到30岁才明白我爸，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他。我不知道应该喜悦还是悲凉，这可能就是成长的代价，你注定就是会错过很多东西。

北青报：您觉得片子里面什么东西，是您特别想让大家看到的呢?

刘汉祥：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陪伴孩子成长，如何教育孩子。从孩子角度上来说，就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理想。有的理想是不一定适合你，有的理想是不一定适合你的家庭。如果不合适，你要看到它的代价。希望孩子在这个片子里面能更理解他的父母，父母在这片子里面能更理解他的孩子，它是一个双向的东西。

我今天发了一条微博，我说，“你知道吗，一个人如果对世界没有绝望过，他为什么要拍儿童题材?他如何拍好儿童题材?”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，我不是因为乐观拍孩子，而是因为拍孩子能给这个世界、能给人很多希望。

（记者 吴菲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