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开时节动京城是哪里?唯有牡丹真国色是谁的诗?

说起牡丹,总能想到它的娇艳多姿、雍容大方、倾国倾城。人们还赋予它“百花之王”的美誉。牡丹是我国土生土长的特有花卉,原产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山间或丘岭中,人们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,而变野生为家养,春末开花,花大而美。关于牡丹的最初的记载出现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,南北朝时已牡丹已经开始被栽培和用来观赏。据史料记载,从隋朝起牡丹就成为了名贵的观赏花卉。唐时盛栽于长安,观赏牡丹的盛况在唐代也是达到了顶峰。宋代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中有“自李唐来,世人盛爱牡丹”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牡丹深受唐朝达官贵族以及文人骚客的宠爱,因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咏赞牡丹的诗词。据统计,仅《全唐诗》中就收录了吟咏和涉及牡丹的诗词130首左右。但传颂至今,让后人见到牡丹便情不自禁吟咏的大概就是刘禹锡的这首《赏牡丹》了。

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原诗句是“庭前芍药妖无格,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其中的最后两句成为千古名句,然而诗中所写的牡丹盛景究竟是在长安还是洛阳引起了很多争议。这首诗描写的场景究竟是哪里呢?

其实这里面无非就是牵扯到两个问题,唐朝的京师和唐朝的牡丹。唐朝的京师究竟是哪里?长安还是洛阳?这就要从史料中去找答案。关于唐朝的史书最权威的就是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。

《旧唐书》中称长安为京师,《旧唐书·志第十八·地理一》记载:“秦之咸阳,汉之长安也。隋开皇二年,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,今京师是也。”而《新唐书》中自唐初长安被称为“京城”,其后又有“西京”、“中京”、“上都”等称号。长安自初唐开始就被称为“京城”、“京师”,并贯穿整个唐朝。

《旧唐书》中洛阳被称为“东都”。而在《新唐书》中显庆二年以后洛阳被称“东都”,武周时期称为“神都”,天宝年间称为“东京”。《新唐书》还记载:“上元二年罢京”。说的是公元761年唐肃宗明确地取消了洛阳的“东京”称号,后来又恢复了“东都”的称谓。至此后至唐末洛阳均被称为“东都”。所以关于唐代的正史之中,从没有称洛阳为“京城”的记录,被称为“东京”也只有19年。

唐代的“京城”指的是长安不仅在正史中有记载,那些文人诗作中也有大量的描述。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的“言本是京城女,家在虾蟆陵下住。”其中的“京城”指的就是长安。还有刘禹锡的《答张侍御贾喜再登科后自洛赴上都赠别 》:“又被时人写姓名,春风引路入京城。知君忆得前身事,分付莺花与后生。”这其中的京城明显指的是长安。

我们再来说说长安牡丹和洛阳牡丹。今天的人们把牡丹称为“洛阳花”,以为洛阳牡丹名扬天下。但洛阳牡丹,是从宋朝以后才开始出名的,宋朝以前,特别是有唐朝的百年的历史中,牡丹花则已唐朝的首都长安最为出名。

有唐一代,中国的牡丹花始终是以长安为中心,京城长安的牡丹就从来没有衰败过。唐代诗人歌颂牡丹的诗词中所描述的牡丹,大多都是长安牡丹,并非洛阳牡丹。

唐代诗人武元衡《闻王仲周所居牡丹花发因戏赠》写道:“闻说庭花发暮春,长安才子看须频。花开花落无人见,借问何人是主人。”唐代诗人王贞白的《春天王院牡丹》描写:“前年帝里探春时,寺寺名花我尽知。今日长安已灰烬,忍随南国对芳枝。”唐代诗人王建的《长安春游》描述:“骑马傍闲坊,新衣著雨香。桃花红粉醉,柳树白云狂。不觉愁春去,何曾的日常。牡丹相次发,城里又须忙。”像这样描述长安牡丹景象的诗词还有很多。比如“三条九陌花时节,万户千车看牡丹”,“长安牡丹开,绣毂辗晴雷”,“花开花落二十日,一城之人皆若狂”等,这些都是对长安牡丹盛况的真实写照。

唐代的长安牡丹,是以开完天宝以后最为繁盛。《国史补》中有记述:“京城(指长安)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,每春暮,车马若狂。一本有值数万者。”而白居易的一首《买花》诗,更是把当时长安城内的牡丹花市的景况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
《买花》诗中写道:“帝城春欲暮,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,相随买花去。贵贱无常价,酬值看花数。灼灼百朵红,戋戋五束素。上张幄幕庇,旁织巴篱护。水洒复泥封,移来色如故。家家为俗,人人迷不悟。有一田舍翁,偶来卖花处。低头独长叹,此叹无人喻。一丛深色花,十户中人赋。”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唐长安的市井生活以及俗风尚。唐时长安城的居民对牡丹花的独爱偏爱,特别是牡丹花盛开的时节,人们那种争先恐后的观花、买花、护花、卖花的热闹场面,本身就反映出一种高雅的生活情趣。

历史上,洛阳牡丹之盛,则是唐朝衰亡以后的事。宋代,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,栽培技术更加系统、完善,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,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。这其中有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谱》、《洛阳牡丹图》以及《洛阳风土记》;周师厚的《洛阳牡丹记》、《洛阳花木记》;张峋的《洛阳花谱》等等。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欧阳修了,他在一篇《洛阳牡丹品序》中对洛阳牡丹大加赞赏,从此洛阳的牡丹才算真正的名冠天下了。

我们再来说说刘禹锡《赏牡丹》的创作背景和时间。刘禹锡写此诗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,其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时期,国家政治腐败,朝廷内宦官专权,各地的藩镇割据于外,大唐政权陷入严重的危机

当时朝中出现了以宦官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刘禹锡与王叔文、柳宗元参与的改革派的激烈对抗,改革派以惩酷吏、罢宫市、免欠赋、禁额外加征为主旨,史称“永贞革新”。最终改革以失败而告终,改革派遭到了无情打击,参与“永贞革新”的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被贬放外地,史称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。

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后,途至荆南(今湖北江陵)时,朝廷又以刺史“不足偿责”为由再贬为朗州(今湖南常德)司马。十年后,他被召回长安任主客郎。游玄都观时写了首题为《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》的诗。因这诗“语涉讥讽、执政不悦”,刘禹锡再被贬为连州刺史。

刘禹锡被流贬在外二十三年才被召回长安,看到牡丹盛开而作的一首七绝《咏牡丹》。此诗即写唐人赏牡丹的盛况。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与地点,后世的多位学者也进行了考证。其中由陶敏、陶红雨校注的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根据诗中用李正封“国色”之语推测此诗为大和二年(公元828年)至大和五年(公元831年)刘禹锡在长安所作;瞿蜕园的《刘禹锡集笺证》则认为,此诗于唐大和年间刘禹锡重入长安之时所作;高志忠的《刘禹锡诗编年校注》认为,此诗与《浑侍中宅牡丹》作于同时,而《浑侍中宅牡丹》作于长安大宁坊的浑侍中宅第;吴钢、张天池《刘禹锡诗文选注》疑此诗为永贞革新时所作,而“永贞革新”发生在当时的京城长安。

所以,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中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中描述的牡丹是长安牡丹,而京城则指的是大唐京师长安。

唯有牡丹真国色是刘禹锡的诗。该句诗出自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,全诗用拟人、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,肯定了牡丹“真国色”的花界地位,真实地表现了当年牡丹花盛开引起京城轰动效应的情景。

此诗前二句以芍药“妖无格”和芙蕖“净少情”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,使牡丹兼具妖、净、格、情四种资质;后二句则以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之句,来表现人们倾城而出观赏牡丹的热闹景象。

这短短四句诗,写了三种名花,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。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芙蕖美好一面的赞誉,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,令人回味无穷。